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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年前的今天,我们就这样被你“欢送”

畸笔叟 畸笔叟 2021-03-26


前注:1969年3月9日,我坐火车离开上海,去江西插队。整整50年过去了,那天的所有细节依然历历在目。



太阳


每年到了39日那天,都会想起当年被集体“欢送”出这个城市的经历。

迟迟不动笔,当然不是因为懒,而是觉得不想写所谓的苦难。

那个日子不该忘,但时至今日,环境心境语境都变了,再重复那苦难就失了依托,别人看不懂,自己也无趣。至少,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大概也并不需要完全的苦涩来做调味品吧。


今天的依然写,则是因为我的当年今天,有很多个人史料是从未透露过的,连家人也不晓得。

那个调皮、倜傥、玩世不恭、反叛另类的16岁的小男孩的作为,现在想来,也可以令到自己哑然失笑。


那天并不如有些人所记是个完全的阴天,早上是出过太阳的。

至少在我一路小跑穿过新康花园,到普希金铜像前去作别小红的时候,我记得太阳是看见我们的。


其实,到得那天,万事具备,户口已被迁出,大件行李也早在3天前被打包送学校集体托运,就差人被“欢送”了。

为我打包的是母亲单位里的几个高高大大的男同事,干活都有一股子蛮力。

我只是在一边看着。


记得当时心里并不难过,反而有几分欣喜。

因为我第一次有了我自己的新被子,新帐子,新线毯,尽管这些几乎化尽了家中本不宽裕的余钱,而且要数天后到了乡下才能铺展开来享受。还是有欢喜。

特别是父亲当年闯荡上海滩时带来的那个棕色牛皮的小手提箱,四边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锁器和攀带,非常的帅气,这次也让我带走。

我甚至因为想到自己可以平生第一次管理自己的作息时间,母亲不再会在午夜到我的那些狐朋狗党的家里去找我的踪迹而窃喜。


我必须承认,尚未到来的苦难只是由于周边人们的口口相传而被放大,即便这样,在年轻的心里,还是觉得非常渺远。

多年后我曾经回忆过自己那天幻觉般的心情:只觉得出再远的门,当晚还是会回到家里,钻进属于自己的角落去做梦的。

那种幻觉是那么的真,真到你可以坦然挥手告别你的少年时代和这座城市。


从行李送出的那一刻起,我就开始盘算我的小计划并付诸实施。

那就是我要与当时管理学校的“工宣队(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)”和“毕工组(毕业生工作组)”玩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,以报复他们对我的不公的安排。


我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拿那张可恶的火车票。

那年头谁家里都没有电话,有公用电话来就说我不在,他们找不到我。

我心想,我反正是要走的人,怎么走你管着么?


再说,离开前的那些日子,家里人也特别宠容我,好象是一种可以预付的补偿。

我正好利用这一点,到处乱窜。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

其实,同学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告别。同一个班级,同样的过去,有人留下了,有人要走,明摆着的不公平,我们这一群大概都不会去自找没趣,去听一些廉价的惜词。


现在想起来,我当年在这个城市最珍惜最割舍不下的不是什么抽象意义上的故乡,不是亲友,连不是父母。

我当时还恨着因为别人对他的不公而给我们家带来不幸的父亲,母亲要管束我,我自然也不喜。

我珍惜着的只有我年青的荒唐,苦涩中的欢娱——两段似是而非的恋情。


一段是与淳儿,到得那一天,已然有三年了。

她待我极好,似母似姐,我现在还记得,淳儿当年送我的东西最实惠,50张一版的8分外埠邮票,两刀信纸,和50个信壳。递到我手里时她是这样说的:

“嘿嘿,小鬼头,不要到时候,零用钱用得差不多了,不舍得买信纸信壳邮票,不给我写信。你家里要急煞,我要想煞的啊。”

多少年后的今天,我把这句话打成铅字,还是有想哭的冲动的。


但淳儿及她弟弟与我家有通家之好,尽管细心的母亲凭女性直觉早看出些端倪,在暗中阻止着这段恋情的发展。

淳儿毕竟是可以去火车站送我的,我不担心我离开时见不到她。


而另一个两个月前才闯入我生活的小红就不同,我们之间的事楞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淳儿也浑然不知,我不敢告诉她,怕她生气。

小红也给了我许多我从没得到过的快乐,但我不会让她来火车站送行,而我又不想与她草草作别,特别是当我决定我必须在我离开的当天见她一面时,我开始做自以为很周密的计划。


虽然我故意不到学校去拿火车票,我还是了解39日当天的学校安排的:当天中午前必须到校集合,然后集体乘车(说不定一路上还要微笑着唱歌喊口号,秀给沿途市民看!)去当年的北火车站,还要被训话,直到下午3点钟火车以及火车上可怜的我们才会被正式地“欢送”走。

我从心底讨厌这样的没有人性的安排。

更何况,按照这个要求做,我的计划就根本无法实现。


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向家里谎称,不用去学校,12点半到北火车站报到集合就行了。

这样,就为我争得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。

但家里听说既然是12点半集合,便特意增加了一个别的同行者很可能没有的饯行。

晕!“早中饭”!10点半开饭,半个上午又没了。

更要命的是,小红也有一个亲妹妹当天要坐同一班火车被“欢送”去江西,她先要送妹妹去学校,最早也要10点半回来。


但我们的作别似乎是打天下换朝代的惊天动地的大事,怎样去努力,去安排,去冒“风险”也值得。

于是,最后商定:就10点半,在普希金铜像下。

她早点从妹妹的学校出来,我将那么郑重其事的家宴推迟10分钟,不过如此。


那天早上起来,家里的氛围就有点严肃,相互说话不多,有也是轻轻的,象是怕吵醒了我的离愁。

参加送别的人也陆续来到,有大表哥,有淳儿姐弟。

小圆桌上早已放满了碗筷菜碟。好象有七八个菜,那年头,除了年三十,不会有比它更丰盛的了。

尽管如此,大家也还是兴奋不起来。


快到10点半时,有人提议,都是自己人,等什么呀,开始吃吧。

但这样的草率好象会变成一种不郑重,以至亵渎了饯行的原意。于是还是等。

时钟的分针指向6字时,我突然说:

“哎呀,我忘了打一个重要的电话了,我去去就来。”说完就飞身出房下楼。

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子将远行,父母之命也只好违一把了。


再说一遍,那天上午是有太阳的。

那天的阳光见证,我轻捷地穿过幽静的新康花园,向那个著名的三角小花园进发。


(未完待续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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